第八章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第八章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阿尔托纳实际上是汉堡的郊区，也是基尔铁路线的始发站，火车可以将我们送到贝尔特海峡边。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已经进入荷尔斯泰因境内了。

六点半，我们到了车站。我叔父那些笨重庞大的行李被卸下马车，过磅贴上标签，然后装上行李车厢。七点，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同一节车厢里。汽笛一响，火车开动了。我们的旅程开始了。

我是否就此顺从了呢？还没有。这时，早晨清新的空气和火车疾驰而使窗外迅速变换的景色，排解了我的忧虑。

至于我叔父，他的思想显然已跑到火车的前面去了，和他的急躁脾气相比，这趟车跑得太慢了。车厢里只有我们俩，可是我们谁也不说话。我叔父一直在特别仔细地检查他的腰包和旅行袋。我注意到，他并不缺少实施他的计划所必需的任何一样东西。

在这些东西中，有一张小心折叠起来的纸，纸上印着丹麦大使馆的字样，并有克里斯蒂森先生的亲笔签名，他是丹麦驻汉堡的领事，也是教授的朋友。这张纸可以使我们在哥本哈根有幸得到引荐给冰岛总督的介绍信。

我也瞥见那份有名的文件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文件包最里层的口袋里。我从心底里诅咒这份文件，然后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色。外面是连绵不断的万顷平原，单调乏味，满是泥泞，但相当肥沃。对铁路公司来说，在这样的平原上建造铁路非常有利，而且轨道可以铺得笔直，太理想啦。

可是这些单调乏味的景色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使我感到疲倦，因为出发三小时以后，火车就停在临海的基尔了。

由于我们的行李是登记到哥本哈根的，所以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不过，当这些行李被搬运到汽轮上时，我叔父还是焦急不安地注视着它们。全部行李最后被送到底舱里。

我叔父由于急于到达目的地，所以精确计算了铁路和轮船衔接所需的时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损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爱尔诺拉”号汽轮要到晚上才起程，我们要等九个小时，真叫人着急发狂。在这段时间里，这位性急的旅客破口大骂轮船和铁路的管理方法，连容忍这些弊端的政府也未能幸免。当他和“爱尔诺拉”号船长就这个问题交涉时，希望我能站在他一边。他想迫使船长立即开船，不要浪费一分钟，可是船长撵走了他。

在基尔如同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必须待上一整天。我们在这座港湾旁的青翠河岸上游荡，跑遍了茂密的森林。这些森林使这座小城看来好像是筑在树枝丛间的鸟窝。我们观赏了一幢幢别墅，它们都附有一间浴室。总之，我们不停地走着，不停地低声埋怨着，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

“爱尔诺拉”号的滚滚浓烟在空中散开，锅炉的抖动震撼着甲板，我们在船上唯一的客房里占了两个双层铺。

十点一刻，船上的缆绳都解开了，汽轮便在大贝尔特海峡的黑水中向前迅速驶去。

夜色深沉，风顺浪高，岸上几点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稍后，我不知道在哪里，一座闪光的灯塔照亮了汹涌的浪涛——这就是我第一次渡海时所记得的景象。

翌晨七点，我们在西兰岛西岸的科索尔小城上岸。我们在那儿换乘另一列火车，它载着我们穿越像荷尔斯泰因平原一样平坦的原野。

还要过三个小时，我们才能到达丹麦的首都。我叔父彻夜未眠，依他的急性子，我想他恨不得用脚推着火车前进呢。

后来他看到

一片汪洋。

“哦，厄勒海峡！”他喊道。

在我们左边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看上去像医院。

“这是疯人院。”一位旅伴说。

“好吧，”我想，“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余生了！这所医院尽管规模这么大，要装下利登布格克教授那些荒唐的念头还是太小了！”

上午十点，我们终于抵达哥本哈根。我们带着行李到了布莱德加托的凤凰旅馆，路上只花了半个小时，因为车站就在城外。我叔父马马虎虎地盥洗了一下，就带我出去。旅馆的门房能说德语和英语，而教授能说好几国语言，便用流利的丹麦语问他，门房便也用流利的丹麦语告诉我叔父北方古代博物馆在哪里。

博物馆里收藏着大量稀世物品，这些年代悠久的石制武器、中世纪的有盖高脚杯和珠宝首饰，可以再现这个国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教授是位饱学之士，也是那位驻汉堡领事的朋友。

我叔父将那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递给他。一般来说，一位学者在接待另一位学者的时候，总是相当冷淡的，可这一次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汤姆森先生乐于助人，非常热情友好地接待了利登布洛克教授，甚至对教授的侄儿也非常热情友好。真想不到，教授对这位天性善良的博物馆馆长还严守着他的秘密。我们只是说我们纯粹是来旅游的，想去观赏冰岛的风光而已。

汤姆森先生完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带我们到码头上找即将起航的船只。

我希望没有任何船只驶往冰岛，可是结果大失所望。有一艘丹麦双桅纵帆帆船，叫做“伐尔基林”号的，正巧6月2日要驶往雷克雅未克。船长比亚尔正在船上，他未来的乘客一高兴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握得他的手骨都快断了。对于这样的握手，这位老实的船长感到有些奇怪，对于要搭船去冰岛，他觉得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他就是干这一行的。我叔父觉得这是种高尚的职业。于是这位高尚的船长利用这份热烈的仰慕之情要我们付双倍的船费。对此，我们没有斤斤计较。

比亚尔先生将这笔数量相当可观的钱币装进口袋，然后说：“星期二早晨七点开船。”

我们谢过了汤姆森先生的热心照顾之后，又回到凤凰旅馆。

“一切顺利！很顺利！”我叔父不断地说道，“找到一艘就要起航的船，运气多好！现在吃午饭去，然后我们到城里看看。”

我们走到了孔根斯尼托夫广场，这地方是块坑坑洼洼的空地，设有一个哨所，还有两门无用的大炮，谁见了都不会害怕。在它附近，挂着五号门牌的，是一家所谓的法国餐馆，老板是个名叫文森特或樊尚的厨师。我们在那儿饱餐了一顿，收了我们每人四马克，这价钱不算贵，也不算便宜。

然后，我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跑遍了全城。我看了王宫，它毫无可取之处；我看了一座建于17世纪的美丽的大桥，它横跨在博物馆前面的运河上；我看了巍峨的托瓦尔森的衣冠冢，冢门外装饰着一些拙劣的壁画，纪念馆内陈列着这位雕塑家的部分作品；我到了一座景色相当优美的公园，看了按卢森堡城堡精心仿建的古堡；我看了汇兑银行，它是座令人叫绝的建筑物，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它的钟楼是由四条交错在一起的青铜蛟龙的龙尾组成的；我看到城墙上的大风车鼓起巨翼，就像迎着海风前进的船帆。我叔父虽然跟着我，但对这些景物视而不见，毫不动心。

要是我能和我美丽的维尔兰少女一起在这儿漫步，那该是多么美妙

啊！我们一同走在堤岸上，看着三桅船和双层甲板船静悄悄地停泊在它们红色的顶篷下；我们一同走在青翠悦目的海峡岸边；我们一同穿过枝繁叶茂的树林，绿树掩映着一座古堡，古堡的大炮将它们黑洞洞的炮口伸向接骨木树和柳树的树枝。

可是，天哪！现在她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心爱的格劳班！我还有希望再见到她吗？

我叔父虽然毫不留意这些令我沉醉的景色，但看到哥本哈根西南角上阿马克岛上的一所教堂的钟楼时激动万分。

我接到命令向这个方向进发，我们登上了一艘在运河上摆渡的小汽艇，不一会儿就到了造船所码头。船役囚犯们穿着黄灰相间的长裤在狭窄的马路上干着活儿，旁边站着手里拿着棍棒的小狱吏。穿过这样的几条马路后，我们来到了冯-弗莱尔塞-基尔克教堂门前。这座教堂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那高耸入云的钟楼之所以能吸引教授的注意力，原因在于：从平台开始，螺旋楼梯便露在楼外并绕着钟楼的尖顶盘旋而上，直冲云霄。

“我们上去。”我叔父说。

“啊，会头晕的！”我说。

“理由倒挺多，要养成登高的习惯。”

“可是……”

“我叫你上去，别浪费时间。”

我不得不服从。坐在马路另一头的看门人把钥匙交给我们，攀登便开始了。

我叔父步履轻快地走在我前面。我害怕地跟在他后面，因为我非常容易头晕。我既没有鹰类的平衡功能，神经也不像它们那样麻木。

当我们登钟楼内的楼梯时，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走了一百五十级以后，风便迎面吹来，我们原来已到了钟楼的平台上。露天楼梯便由此处开始，它只有细细的铁栏杆护卫着，台阶越来越窄，似乎可伸到无涯的高空中去。

“我也许不行了！”我对自己叫道。

“你是个胆小鬼吗？上去！”教授毫不怜悯地说。

我不得不紧挨着护栏杆跟在他身后往上登。大风吹得我昏昏沉沉的，我感到尖顶在狂风中摇晃，我的腿发软了，不一会儿就用膝盖往上爬，后来干脆匍匐而上，闭着眼往上爬。这无边无际的高空真叫人魂飞魄散！

最后，我叔父抓住我的领口往上拖，一直将我拖到尖顶的圆球旁。

“看哪，好好地往下看哪！”他对我说，“你该学学从高处望深渊这门功课！”

我睁开眼，看到下面的房子在烟雾中都变得扁平了，好像是塌落得散了架似的。狂乱的云朵在我头顶上飘浮着，而由于仰视的缘故，我觉得它们都是静止不动的，而塔楼的尖顶、圆球和我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被拖着前进。远处，一边是无边无际的绿野，另一边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它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厄勒海峡一直伸展到厄尔息诺尔城。瑞典的海岸，连同宛如海鸥翅膀的点点白帆，在东面浩渺的烟雾中微微颤动着，依稀可辨。整个无垠的世界在我眼前旋转着，旋转着。

我不得不紧挨着护栏杆跟在他身后往上登。

不管怎么样，我该站起来。我站直了，向上下左右望着。我学习控制头晕的第一堂课，持续了一小时。后来，我叔父允许我下来，当我两脚踩在坚硬的路面上时，感觉腰酸背痛。

“我们明天再来，重新开始。”教授说道。

确实，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连续五天都进行这种令人头晕但又能控制头晕的练习，在掌握这门“居高临下”的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本章完）